滑雪场禁止教亲友滑雪是否合理？专家解读法规边界与消费者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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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关于滑雪场因雪友在场内指导外甥女滑雪而停用其滑雪卡的新闻引发公众关注。事件中，涉事雪场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场内严禁任何形式的私人教学，包括亲属间的义务指导，所有教学活动必须由持证教练完成。这一规定迅速在滑雪爱好者群体中激起广泛讨论：滑雪场是否有权全面禁止亲友间互助式滑雪指导？此类限制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共体育服务的基本定位？ 根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及《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滑雪作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其教学活动确需由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滑雪）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实施。该规定旨在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安全风险、保障学员权益，尤其针对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教学行为——即所谓“黑教练”现象。从监管逻辑看，雪场对商业性教学进行资质审核与统一管理具有充分依据。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学”的法律界定。亲友间非营利、非系统化、临时性的协助滑行、动作提示或基础要领分享，本质上属于运动社交与互助行为，而非职业性健身指导。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解读文件亦指出，群众自发开展的非营利性、低强度体育技能交流不纳入经营性体育项目监管范畴。因此，将亲友互助等同于需持证上岗的教学活动，存在概念泛化与执法扩大化倾向。 从责任划分角度分析，雪场担忧初学者在非专业指导下受伤后被追责，具有一定现实考量。但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公共场所经营者仅就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若滑雪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主选择接受亲友指导，且雪场已尽到场地维护、风险提示、应急处置等基本义务，则难以直接推定雪场须为个体间自愿互助行为担责。换言之，“一刀切”禁令并非规避法律责任的合法路径，反而可能因过度限制消费者合理使用权利而构成服务瑕疵。 更值得警惕的是经济动因。部分雪场将滑雪教学包装为高利润配套服务，通过垄断教练资源抬高收费，客观上抑制了大众滑雪的普及成本。当“教亲友滑雪”被简单归类为违规行为，实则模糊了公共服务属性与商业运营边界的界限。作为面向公众开放、明码标价收费的休闲运动场所，滑雪场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安全、公平、可及的运动环境，而非设置人为门槛变相强制消费。 业内专家建议，雪场应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对确有教学需求者，提供合规教练预约通道；对亲友互助场景，则通过签署风险告知书、划定专用练习区、加强现场巡检等方式实现柔性管理。消费者亦应提升维权意识，在遭遇不合理限制时保留购票凭证、沟通记录及现场影像，必要时向属地体育行政部门或消费者协会寻求支持。唯有在法治框架下平衡安全监管、市场规范与群众自主权，滑雪运动才能真正走向健康、包容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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