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业电话规管条例”在即时通讯时代的失效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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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实施以来，香港的《非应邀电子讯息条例》（简称“条例”）旨在规管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讯息，包括预录电话、电邮和传真等单向传播方式。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WhatsApp等即时通讯应用程式的普及，该条例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严重滞后与适用性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公众对通过即时通讯平台接收到的骚扰信息投诉不断上升，但执法机构依据现有条例所能采取的有效行动却极为有限，凸显出现行制度在面对新型通讯模式时的无力。 根据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于2016年1月20日回复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的书面资料，在2012年至2015年间，有关即时通讯应用程式发送骚扰信息的举报数量持续增加，但最终能依据“条例”成立并跟进的个案比例极低——从最初不足一成，逐步下降至不足百分之一。这一数据反映出法规执行效果与公众期待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当局解释称，多数举报未能成立的原因在于“无法确定有关讯息是否属于商业性质”，而这恰恰暴露了“条例”在定义“商业性质”方面的举证门槛过高或范围过窄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条例”制定时所针对的信息形式为一次性、非交互式的单向传播，如自动语音电话或群发邮件，其内容可在单一讯息中完整呈现，便于判断是否具有促销目的。然而，现代即时通讯工具如WhatsApp支持连续、互动式的对话，发送者往往以调查、中奖通知、交友邀请等形式作为开端，逐步诱导接收者进入商业交易情境。这种渐进式、策略性的沟通方式使得“商业性质”的认定变得高度主观，难以仅凭单条信息作出判断，从而为规避监管提供了灰色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众投诉激增，执法部门却未能推动相应的法律修订或补充措施，反而将治理责任转移至平台企业。通讯办承认，面对大量涉及WhatsApp的举报，其主要应对方式是向WhatsApp公司转交涉事号码，并敦促其加强系统管控。值得肯定的是，WhatsApp于2015年4月推出了“举报及封锁垃圾讯息”功能，允许用户直接向平台举报滥发行为，此后相关投诉显著下降。这表明，真正有效的治理机制并非来自政府立法，而是依赖企业的技术干预与自主管理。 然而，这种依赖私营平台自我规制的模式存在隐患：首先，平台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与公众监督；其次，其执行标准不具法律约束力，无法形成统一规范；最后，若其他新兴通讯工具未采取类似措施，则监管真空仍将存在。此外，数据显示，大多数被举报的骚扰信息源自香港本地登记的电话号码，这意味着问题根植于本地市场行为，理应由本地法律体系加以回应。 综上所述，现行“条例”已明显不适应当前以互动性、持续性为特征的数字通讯环境。政府不应再局限于照搬旧有框架，而应主动评估新技术带来的挑战，考虑扩展“商业性质”定义、降低举证门槛、引入动态行为分析机制，并探索跨平台协作的监管模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对电子讯息骚扰的有效治理，回应公众日益增长的隐私保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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