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出台《全民健身条例》强化体育设施配建与学校场馆开放，常州以实施意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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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在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标志着该市全民健身工作正式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作为全国较早以地方性法规形式系统规范全民健身发展的城市之一，宁波此举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江苏省常州市于2020年6月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政策层级、实施路径与约束效力等方面与宁波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长三角地区在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中的差异化实践逻辑。 《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突出刚性约束与制度保障。条例明确要求新建住宅区必须配建体育健身用房，并对已建成住宅区体育设施不足问题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鼓励利用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架空层及闲置空地等存量资源统筹建设健身设施。在公共空间方面，条例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园、绿地、绿道等须按标准配套建设健身步道、球类场地、器械类设施等，实现体育设施与城市更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尤为关键的是学校体育设施开放机制——除特殊教育学校外，所有公办中小学校体育场馆须向公众开放，其中非寄宿制学校在双休日、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每日开放不少于8小时，其他时间每日不少于2小时且须避开教学时段；寄宿制学校则实行寒暑假集中开放；公办高校须在非教学时间创造条件开放；民办学校被明确鼓励参与开放。这一系列条款具备法律强制力，为市民日常健身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物理空间与制度支持。 相较之下，常州市的《实施意见》定位为行政指导性文件，聚焦“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涵盖体育消费刺激、市场主体培育、赛事经济打造、体医融合深化等九个方面共三十三条任务。其政策工具以激励引导为主，如通过体彩公益金支持群体活动、设立“全民健身月”、联动社会力量开展主题健身行动等。数据显示，2020年常州在“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主题活动中活跃度居全国首位，反映出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与群众响应基础。但需指出的是，在住宅区体育设施配建、学校场馆常态化开放等关键环节，常州尚未上升至地方立法层面，相关措施仍停留在“鼓励”“倡导”阶段，缺乏强制执行依据，实践中常面临校方顾虑、管理成本、安全责任界定等现实阻力。 两市差异本质在于政策导向的重心不同：宁波将全民健身视为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政府兜底责任与法治保障；常州则更侧重体育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功能，注重市场机制与产业生态培育。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构成“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的互补协同。未来，如何在强化法治保障的同时激发市场活力，在扩大设施供给的基础上提升服务效能，将是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推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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