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鲸豚保育三部曲：从屠鲸、赏鲸到护鲸的生态转型之路｜周莲香教授人文讲座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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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现存约89种鲸豚，其中近三分之一——达31种——可在台湾周边海域观测到，使台湾成为全球鲸豚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然而，丰富的生物资源背后，是长期被忽视的保育困境与复杂的人海关系。近期，中华鲸豚协会创会会长、台湾大学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周莲香教授受邀举办专题人文讲座，系统梳理台湾鲸豚保育四十余年演进脉络，提出‘屠鲸—赏鲸—护鲸’三部曲历史框架，揭示从资源掠夺走向生态共荣的关键转折与现实挑战。 第一阶段‘屠鲸’始于日据时期。受日本捕鲸文化影响，台湾东南沿海如南湾、香蕉湾曾盛行商业性捕杀鲸豚，其肉被制成生鱼片或加工品，鲸油、骨粉亦具经济价值。这一传统持续至20世纪末。转捩点出现在1990年澎湖沙港村大规模屠杀海豚事件，现场影像引发国际舆论风暴，美国援引《培利修正案》对台实施渔业贸易制裁，倒逼台湾于同年将‘鲸目’正式增列至1989年《野生动物保育法》，鲸豚自此成为法定保育类动物。此后，周莲香教授团队深入东部渔港与澎湖海域，开展长达十余年的误捕监测，发现流刺网、围网作业导致鲸豚缠绕死亡率居高不下，而鲸豚作为顶级掠食者，又因摄食鲭鱼、鲣鱼等经济鱼种，加剧渔民保育抵触情绪。至今，渔业可持续性与鲸豚生态位之间的政策协调仍未达成制度性突破。 第二阶段‘赏鲸’兴起于1997年花莲石梯港。在鲸豚保育法实施七年后，首批船长主动转型观光业，开启台湾合法化、专业化赏鲸先河。目前乌石港、石梯港、花莲港与成功港四大基地年接待游客逾40万人次。周莲香教授强调，赏鲸不仅是旅游行为，更是环境教育现场。她带领中华鲸豚协会持续为船家提供物种辨识、行为解读与规范接近距离等培训，推动‘赏鲸标章’认证制度。但产业粗放扩张亦带来新问题：同海域多船竞逐、引擎噪音干扰、频繁靠近造成鲸豚应激反应等。专家呼吁建立分区航行、声学管控、社区共管机制，并融合里山理念，发展兼顾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在地永续模式。 第三阶段‘护鲸’聚焦搁浅救援体系构建。1994年农委会介入前，搁浅处置全赖民间自发；1996年周莲香主导成立亚洲首个‘中华鲸豚搁浅处理组织网（TCSN）’，整合兽医、海洋生物学者与志工力量，建成全台最完整的搁浅数据库。台湾因暖流交汇、沿岸坡度平缓，活体搁浅比例高达38%，对即时救护与长期复健提出极高要求。目前花莲、基隆、屏东与澎湖已设复健站，但仍面临专业解剖人力短缺、低温标本库不足、设备陈旧及生态技师职业路径不明等结构性瓶颈。2018年海洋委员会成立，为跨部门协调整合提供制度基础，而周莲香教授持续倡导设立‘生态技师’国家认证，打通学术研究、现场实践与公共就业通道，让鲸豚保育真正扎根于社会肌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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